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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经济迷局:增长要素与制度之失(二)

2018-12-20 23:0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22| 评论: 0|来自: 拉美经济观察

摘要: 摘 要 本文聚焦于阿根廷的要素增长与制度因素,探讨阿根廷的经济增长问题。首先,本文利用制度经济学方法梳理了20世纪的经济增长历程,作者认为以农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进口替代工业化以及民众主义是阿根廷经济增 ...


  摘  要  
     本文聚焦于阿根廷的要素增长与制度因素,探讨阿根廷的经济增长问题。首先,本文利用制度经济学方法梳理了20世纪的经济增长历程,作者认为以农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进口替代工业化以及民众主义是阿根廷经济增长初始路径的典型特征。随后采用增长模型计算阿根廷全要素生产率,认为阿根廷全要素生产率偏低是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所在。为了探究全要素增长率偏低的原因,文章分析了阿根廷的资本形成与经济结构因素,进而探究导致阿根廷经济迷局中始终存在的经济与社会政策长期背离的动因所在。尽管阿根廷经济与政治的各方参与者都做出了各自理性的选择,然而这种内生冲突却不利于阿根廷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发展。

经济学界有一句谚语,“这个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阿根廷也是唯一无法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界定的国度。19世纪末阿根廷人均国民收入已排名世界第六位,该国生活水平还要高于其宗主国——西班牙。此后百年间,阿根廷经济增长并不稳定,尤其是在部分特殊时期,如一战前后、大萧条前后与军政府时期等。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阿根廷经济增长缓慢,已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了半个世纪,曾经远远落后于阿根廷的日本(100年前)、韩国、新加坡(50年前)等国家,早已走过了中等收入阶段。

 第二部分       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因素(一)  
 
从经济增长要素的角度来看,哪些因素在阿根廷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阿根廷经济长期增长乏力?这是下文将继续探讨的。

影响增长因素的相关分析
在已有的关于阿根廷经济迷局的探讨中,关于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出口贸易模式、外部冲击以及经济增长要素分析的文章数量众多,为探寻影响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因素,首先需要借助经济基本理论以及统计工具,探讨可能的影响因素。

在按照前文各经济理论搜集整理要素变量的基础上,汇总历史数据并利用SPSS工具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整个中等收入阶段中,固定资本形成、货物与服务进口、制造业、工业、服务业增加值以及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具备相关关系(见表2)。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劳动数据缺失过于严重,该分析中无法包含劳动部分。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阿根廷经济增长的各种判断中,各理论均能找到一定的支撑,但也很难得到验证。如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与进口有关而不是与出口有关是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缺陷的反映——因为阿根廷工业化不足,进口替代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进口(技术、设备和中间产品等)。但是,经济增长与制造业增加值有关又证实了工业化的作用,明显不支持上述判断。

在相关分析中,部分显示出不同时间内各种要素作用的差异:以20世纪60年代为起点将会发现货币增长对经济增长无关,但90年代以后该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类似的情况还包括通货膨胀。对于这些现象的解读,显然需要将目光聚焦到90年代阿根廷的固定汇率政策轮回,不同时期阿根廷外部约束条件差异之大更像是不同的国度。不过,相关分析毕竟只是起点,下文将在此基础上对各要素进行探讨。首先从全要素生产率开始。

全要素生产率的探讨    
在经济增长的探讨中,全要素生产率是至关重要的。对不同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可以直接得知相对国家技术进步增长速度差异(如美国)。为简化起见,文章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显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密集形式满足稻田条件,其表现形式为:


随后,利用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提供的阿根廷1950—1990年间的固定资本总值、GDP与新增固定资本数据,通过对该数据转化分析计算(消除历史汇率巨幅波动的影响)得到1990年阿根廷固定资产总额与当年GDP总额的关系。结合可获取的历年新增固定资本数据(World Bank),统一转化为按照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价数据,再根据每年新增固定资产总额计算得到阿根廷固定资产总额;劳动方面由经济活动人口总量推算而来,根据公式(2)构建的回归方程并求解,最终求得全要素生产率。该计算结果显示,阿根廷全要素生产率在1990—2015年间,大概水平为3,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TFP水平(见表3)。

表3阿根廷固定资产、劳动力与GDP变化情况(1990—2014年)

资料来源:根据V.Nehruand A.Dhareshwar,“A New Database on Physical Capital Stock:Sources, Methodology and Results”,enRevistade Análisis Económico,Vol.8, 1993, pp.37-59,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6与ILO相关数据计算而来。(未完待续)

高庆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芦思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本文发表于《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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